学行 | 休·布罗根：二月革命中的托克维尔

文/休·布罗根

译/盛仁杰、董子云

上帝为人类社会所立的法中，再明显不过的一条就是将伟大的思想运动与伟大的政治运动统一起来的那种必然联系。尽管如此，国家的领袖似乎从未能觉察，除非人们将之摆在了他们的眼前。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1846年，连绵不断的大雨侵袭了整个西欧和中欧，土豆枯萎病已经在爱尔兰造成大饥荒，现在更是大幅扩散。大雨和农作物疾病的双重打击使西欧农业严重歉收。与历史中的情形一样，歉收引发的饥馑在法国导致了民众的不满和暴乱：面包价格一度涨到每公斤90分，使得维克多·雨果注意到“农民起义正在萌生”。在安德尔（Indre）省的比藏赛（Buzançais）城，暴力事件尤为野蛮：镇压下去以后其三位带头人遭到处决。民众仇恨的对象之一是一位名叫尚贝尔（Chambert）的富人。1847年1月13日的晚上，他的仆人遭到警告称如果他们明天不离开，他们的命运将和他们的主子一样悲惨。第二天降临，暴民们也出动了：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和它最大的工厂，攻击了尚贝尔的宅邸。一位名叫韦南（Venin）（“我是匪徒头目”）的人走进了起居室；尚贝尔的仆人勇敢地将他击翻在地，但再做思虑后决定逃之夭夭。走去拿了枪的尚贝尔回到起居室并射死了韦南。为此民众在各个房间，各个房子里搜寻他，最终把他逼到走投无路，暴打致死。死前他还喊着：“饶命，朋友们！”“你没有朋友”——这是暴民们的回答；随后暴乱者回到议会的宅邸，去解决他的老母亲。

幸运的是她有一位忠诚的仆人——马德莱娜·布朗谢（Madeleine Blanchet）——与她共度难关。布朗谢先想把她的女主人带到安全地带；但她们在院子里被暴民包围，尚贝尔夫人被击倒在地，眼看就要上演另一起谋杀。在此绝境她向暴民们喊道，“你们要杀我女主人就先杀了我！＂尽管尚贝尔夫人催促她赶紧逃离：“走吧，我可怜的姑娘，让我死在这里吧，走吧！”她仍然拼尽全力阻拦民众的拳脚。有两名男子受她这种英雄主义感动，帮助布朗谢把尚贝尔夫人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位女子已是热血沸腾，她回到正在被洗劫的宅邸，尽可能地拯救家族财产，而且出人意料地成功了。她的事迹最终上报到每年颁发奖金奖励美德的法兰西学院。它决定颁发给布朗谢一笔5000法郎和一块金勋章的特别奖励，颁奖仪式（还有其他七个奖项）上讲话的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1848年2月25日拉马丁在巴黎市政厅前阻挡红旗》，菲利波托

托克维尔很不情愿做这演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得长篇地道德说教（最后他把草稿缩减了14页，仅描述获奖者的事迹）；但他用令人兴奋的方式讲述了布朗谢的故事。在他的短篇作品中，这篇演讲可圈可点：这是他少数与法国穷人生活现状接触而写下的文章。因此，他展示了（也许并非刻意为之）工人阶级背上难以逃避、压迫性的债务负担。但用后人的眼光来看，他没有提及从他讲述的这些故事中最容易得出的教训：它们都揭示出七月王朝的浅薄，这个政府显然无力保护富人，也不会救济穷人。它得不到城镇工人的支持，也不值得他们任何支持：即便是法兰西学院的奖金也只是姗姗来迟，算不上雪中送炭，因为受到奖励的人已经依靠他们的德行拯救了自己或他人。在颁奖仪式上，这样的反思自然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就在十周前，托克维尔作为学院的轮值主席，曾做过一次正式的演讲，恭贺国王的命名日，并祝愿国王永享其明智的人民的拥护，荣耀地统治这个国家。路易－菲利普按照惯例做了回应，祝贺法国得享“和平、秩序与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雷穆沙在托克维尔耳畔低语“忠诚的公民必须进退得当，但学者就遭殃了”，让托克维尔失礼地笑了出来。）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中了魔的圈子里有谁预见了未来的麻烦。

但七月王朝越来越不稳定。它的创立者尝试了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成功过的做法——比利时、英国、丹麦、荷兰、挪威、瑞典，还有更重要的西班牙，因为这个国家与它北面的邻国有一样动荡的历史，法国的波旁家族时常被逐出，但仍在统治。西班牙的情况所表明的，与其说是致命的分歧也许会摧毁君主国，不如说是强大的民众共识可以让王国在各种困难前都焕然一新。七月王朝从未嬴得过这样一种共识，虽然在知识界它有不少支持者。其领袖之间的分歧促使它倒台；但也许他们的共识同样会使之朝倒台的方向发展。这个政权基本的理据是，法国应该由它最富有、最富训练的公民（也就是达官显贵们）统治。投票的财产要求以及选入下议院的资格，相比复辟王朝是略微放宽的。在复辟王朝时期，选民从未超过100000人。而在1831年，新政权的选民包括166583名投票者，1847年又增加至241000人——但这个数字仍然不到成年男性人口的3%。相比之下，1832年《大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后的英国，选民大约达到了成年男性人口的10%，美国则是每个白人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可见，大多数法国人仍无法直接共享权力，而且日益增多的人在积极地憎恨这个事实。

路易-菲利普一世（Winterhalter绘，1841年）

这就是七月政权永远无法缓和的威胁。显见的办法可以是扩大一些选举权，但一次小小的延伸难以改变公民大多数都排除在选举之外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来一次大胆的延伸——也许转向男性普选权——会推翻这个政权本身的根基，也就是它所坚持的显贵们所说的“政治能力”：他们以及城镇和农村小寡头垄断政权的权利。路易-菲利普政府中的政治家们无一例外都持有这个观点，因此本质上都属于保守派。他们拒绝去构想任何激进的改革（所以1846年，反谷物法联盟的领袖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惊讶于法国的反对派一直未能要求到有意义的变革）。王国支持者大多数属于所谓的反抗党（party of resistance），他们根本不会容忍这样的变革。所以，从未在下议院取得多数的反对派的“运动党”（party of movement），最终不得不采取损害政权稳定乃至存在的战术：它想不到其他什么办法来赢取权力，或者是推进它认为必要的新法律——学校方面的法律，废除奴隶制，监狱改革等等。

这样一种情况意味着七月王朝很大程度上受各种事件所左右。国际突发事件、暴动、经济危机还有暗杀路易-菲利普的尝试（“要我命的人从没有歇手的时候，”他观察到）都是萦绕不去的魔咒，长年累月下来，大大削弱了这个政权。它坚决拒绝妥协的立场也于事无补。国王不会听取可能导致战争的外交提议；基佐不会（或者至少是没有）支持扩大选举权。为了维护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基佐与迪沙特尔完善了“基佐制度”（le système Guizot），它在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扭曲了七月革命的成就。1840年内阁（苏尔特—基佐）依赖于九月法令，以及选举欺诈和腐败的体系。虽然这对于任何略了解英国议会史或者美国机器政治的人来说，都算不上非常令人震惊，但却让托克维尔这样诚挚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慨。1846年，这个内阁运用娴熟的伎俩，取得了一场打破所有先例的致命的胜利，在大选中以100个席位的多数胜出。一个有真实组织的保守党似乎终于浮出了水面。但这个内阁一如既往地消极无为，也没有与之抗衡的自由党起来迫使它行动：就如基佐所说的，法国没有辉格党，只有一个四分五裂因而毫无希望的反对派；反对派中包含有日益强硬的共和主义派系，虽然当时鼓吹共和主义是违法的。而保守党人自己也开始退回到派系纷争之中。

托克维尔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领袖的个性影响很小，尽管说托克维尔乐于指出他们放到一起是法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代人。基佐是法国最为伟大的议会政治家之一；梯也尔他的姿态和古怪个性（“梯也尔有深不可测的肤浅”，道格拉斯·约翰逊说道），还有坚定的自我主义使他成了一位极其糟糕的政党领袖，但他仍是用自己的活力、雄辩和才智维持着反宪政理念的活性。奥迪隆·巴罗相对次要，但却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和负责的组织者。暴躁的海燕拉马丁甚至比梯也尔还要自我；不过，如果说他的变化无常和机会主义让他在下议院中失去了坚实影响的话，他的口才和激进主义应该说为他在全国嬴得了很大一批追随者。但这些人的所有活动都不过是水中之月，似乎不可能有长期的成就；政治上他们都是得过且过。根据托克维尔的记录，公共意见普遍沦为冷漠。1846年的胜利巩固了路易-菲利普与基佐那致命的自满，让人回想起查理十世和波利尼亚克。

托克维尔则没有这种短视的理由，1847年夏天，他开始对未来感到严重焦虑。正如他的个性，他更焦虑的是理念的运动，而不是经济危机以及当局日益的反自由主义。

7月末，他与玛丽像往常一样回到他们的城堡疗养。托克维尔手头在写的只有一篇有关瑟堡历史的论文，发表在由阿里斯蒂德·吉贝尔（Aristide Guibert）编辑的一卷书里：在他为科唐坦修建铁路漫长而仍旧没有成功的战役中，这着实是另一成就。他列席了省议会，我们也不妨假设他借此机会教育了他的选民。结果是他对于政治前景逐渐感到越发的不安。他告诉纳索·西尼尔，现在的法国平和而且还算繁荣（这个陈述是错误的）；但尽管一切似乎都很安详，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当下的体系难以维持。托克维尔一开始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拿什么取代它呢？），但他不停地在说，这十七年来当局一直在腐蚀“中产阶级”——我们先前看到，他用这个词语指的是合法选民——将之变成“一个小气、腐化、粗鄙的贵族阶级”，接受这群人的统治是堕落的。他认为如果这一观念普遍化，它也许将导致严重的不幸（但他却出去宣传了）。他如是向科尔塞勒写道：

不知你周边的人是否与我的相似。这里的人们很平静，甚至于冷漠，很少关心政治，没有特别偏爱的理念或者人物，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服从于一种对所有大臣和管理者的深刻的、非攻击性的蔑视，并且为这样一种无可撼动的信念所侵扰：即一切都是可买的，或是可用关系获取，政治上的不道德行为是晋遍现象，是政冶世界运转的习惯性氛围。

没人想要做些什么，但托克维尔思考了这些态度以后，开始警觉起来。他认为一个支持如此之少的政府不能持续很久：“7月1日革命以来，我第一次担忧我们也许还要经历多几次的革命试验。”他没有看出它发生的时间或者方式，但一场暴风雨迟早会降临，除非有某些东西恰好恢复了公众道德。

他与他的笔友科尔塞勒和博蒙都为那个夏天爆发的两大丑闻所震惊：两位前奥尔良派大臣因受贿被送进监狱；舒瓦瑟尔-普拉兰（Choiseul-Praslin）公爵谋杀了他的公爵夫人（另一位先前的大臣塞巴斯蒂亚尼［Sebastiani］元帅之女），手段凶残，情节恶劣。当局允许公爵在被带上法庭前服砒霜自杀；而正如每个人所注意到的，这种特例不会在劳工身上发生。托克维尔认为，这个事件让他噩梦连连，乃至更糟。就如他写信给博蒙，“上层阶级之中爆发的这一连串犯罪的、丑恶的行径，不得不让我认为国民道德有深切的病症，而且会从根基上削弱社会顶层的优势。”简言之，显贵们正在让自已失信于民。博蒙的家族认识而且喜欢女公爵，他十分赞同托克维尔：“公共情感如此剧烈的原因太过显而易见，因为这事激发了民众之中残存的一种革命情怀，也就是追求平等。”他还谴责了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该书方才出版，已经售出了好几千本：“这本书背信弃义，它虽然为这些犯罪描绘了最为可怕的图景，并做了严厉批判，却同时总是在为罪犯声辩。”（夏多布里昂说得更简洁：“这个异端！他竟给断头台镀金！”）

《民众对路易-菲利普支持度的变化》，Honoré Daumier，1831

之后的事件很快就会证明，这各种插曲确实预示着一场巨大危机，但阅读甚至更大地激起了托克维尔的警觉。也许是警醒于艾蒂安·卡贝（Etienne Cabet）那本《伊卡利亚游记》的非凡成功，他开始研究路易·勃朗（Louis Blanc）、弗朗索瓦·傅里叶和罗伯特·欧文等社会主义作家。1847年秋，他向普洛斯珀·昂方担（Prosper Enfantin）写了一封极有礼貌的信，后者是圣西蒙派的领袖，不久前寄给托克维尔他的一本最新作：

贯穿全书，可以看出您生动地认识到穷人的苦难，并热衷于均分这个世界人类幸福的总和。我也相信，有一场从我们父辈开始，而我们这辈也看不到尽头的漫长革命，推动着地球上人类平等的更大程度发展，以及地球物产越来越平等的共享。

他无法赞同圣西蒙派的方法（他对这个宗派抱有怀疑，这就很能解释为什么他一开始对米歇尔·舍瓦利耶表现出毫不慷慨的态度），但他高兴地认为，自己与昂方担有相同的目标，并且安心地放下了他最为卓绝的思虑。

不论常规的礼节占了多大比重，托克维尔在这封信里的诚挚是毋庸置疑的：1843年他在给阿瑟·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一封信中也说了差不多的话。托克维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平等这个变化无常的词语，拥有了任何现代基督教或者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但在这个时候他似乎也阅读了普鲁东，另一个词语突然在他的语汇里赢得了重要地位：所有权。

《什么是所有权？》在1840年出版（与《论美国的民主》第二部分同年），以其直言不讳的自问自答引发了轰动：“所有权是盗窃。”这条危险的警句让所有大大小小的财产所有者因心虚而颤抖，不过在这个阶段，普鲁东——法国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声音——想的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因为尽管有大革命，土地所有权仍然支撑着显贵们的权势：只有到后来他才攻击工业资本家，而且从未质疑——他其实是主张——每个公民拥有住所、饮食和贸易工具的权利。他颇受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影响，在很多观点上赞同托克维尔——例如去集中化，以及暴力革命的危险等。他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至今仍诱惑着人们引用他的文字。但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不论他从托克维尔那里借鉴了什么命题，他总是将之推向极端。比如：“过去4000年来，人类经历着一个走向水平的过程.....亳无自知、遭受神法的灾难的法国社会，每天都在摧毁所有权（比如推行征用法、债券折换、限制女人和儿童劳动）。”“所有权是假神当中的最后一个。”

《蒲鲁东及其子女》，古斯塔夫·库尔贝，1865

作为自由主义者，又是土地所有者的托克维尔当然不会欢迎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弟子。财富总是使它的所有者胆小而非勇敢的事实，令很多人沮丧，他也不例外。所以我们无需惊讶，一旦他觉察到致力于保护所有权的七月王朝处于危险之中时，他受到了特别的惊吓。他的反应甚至算不上原创。早在1788年12月，将要召集国民大会之际，亲王们就曾警告路易十六：

国家正处危难...…很快他们就会攻击财产权，将财产不平等定为要改革的问题；他们已经提出要弹压封建权利。陛下您会牺牲自己，羞辱您勇敢、古老而值得尊敬的贵族吗？

在废除封建权利方面，60年后的托克维尔在立场上没有丝毫差异。他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有害的新学说。他认为所有权（与往常一样没有明确定义）是有序、文明社会的最后保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整个1848年他与许许多多次要人物一样，执拗地、乃至残忍地坚守这个理念。这种态度是当年的悲剧的根源。法国人相互之间了解太少。无疑是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贵族们，将自己激烈的仇恨和恐惧投射到城市工人身上，而这样做正制造了他们所恐惧的怪兽。托克维尔甚至在用意识形态术语表达自己的恐惧上也没有例外，仿佛下定决心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物质条件决定观念的教条之准确性，而且没有其他有效的命题。但他在历史和政治思考方面的天才是很少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那些没有那么聪明的同僚对他的信息反应迟缓。

1847年，紧急情况尚未发生，而他讨论美德的演讲，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支撑了托克维尔的社会主义著作阅读。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心中的钟摆暂时摆向左边从未如此之高的位置。他提起了笔。即便是许多基佐的追随者，也日益看到这届内阁的议会实力停滞不前，而法国担不起这种停滞。托克维尔和迪福尔觉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出于陷入另一场危险的外交危机的担忧，国王再也不会让梯也尔当第一大臣，而巴罗现在宣布自己是梯也尔的新伙伴。所以，托克维尔的圈子希望自己组建一个政党（他们建议以青年左派自称），以温和改革为纲领。他们认为以此可以吸引足够的保守派——如夏尔-奥古斯特·德·莫尔尼（Charles-Auguste de Morny）这样聪明而有活力的人物——去摧毁基佐在下议院的多数党，而如果国王明白道理的话，应该会让他们取代基佐的位置。迪福尔要托克维尔草拟一份宣言。1847年10月托克维尔和玛丽在克莱鲁瓦（瓦兹省）访问埃尔韦伯爵。这位老人现在与他众所周知的伴侣（dame de compagnie）盖马尔凯（Guermarquer）夫人（在拉尼永一地的家族代理人的遗茹）住在一起。在此期间托克维尔着手写作。他完成的文稿从未被使用，大概是因为事情变化太快；它只保留下来一些颇能显露通篇风貌的片段。从中我们看出托克维尔正在与他下议院生涯中最常见的那些问题做斗争。他尝试找到自己与基佐和梯也尔都不同的立场，并且分析了当局存在的弱点。这几页文字最终小有修改后写入到他的《回忆录》中；但其中也有新鲜的论点，它们明显来源于他所推敲过的社会主义著作。他看到七月政权已经成了有产阶级权利和权力的代名词，现在正将因此受到挑战：

现在，政党之争将发生在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两方之间，所有权将是一个大战场，政治问题主要将投向到较大程度或是较小程度地调整财产权利。所以，我们将再次看到大的公众动荡和大的党派。

巴黎唐普勒大街（1838或1839年）

如果要防止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取得胜利，就需要为穷人和劳动阶级做些什么。应该免除最贫穷的人的税负；应当建立福利制度：储蓄银行、信用局、免费学校、工厂法规、慈善工厂（ouvroirs）、济贫法等等。

简言之，救济人民有三种方法：1.免除他们的公共欠款，或者至少根据他们的财富来按比例收取。2.设立机构帮助他们走出债务照顾好自己。3.直接援助穷人。

他说道，当前议会里的各政党，面对群众的困境都无动于衷；除非他们有所作为，否则最终会爆发一次严重的危机，不过他预期危机不会很快降临。

我们难以否认托克维尔（也许有点迟缓）摸着了真问题，还有真的，但也有限的药方。可是，他的朋友们似乎不怎么支持他的观点；而不管怎么说，是一项非常特别的改革计划触发了七月政权的危机。

托克维尔现在公开接受了这个观点：工人——七月革命的推动者——有理由感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它是共和左派最为重要的信条之一。但奥迪隆·巴罗及其追随者们的“王朝左派”（古斯塔夫·德·博蒙也在其中）却相信，核心的议题是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也就是说，在位的官员（省长及其他官员）应该被排除在下议院选举之外，而且有选举权者的规模应该扩大一倍。1846年败北之后，这一温和而合理的方案要写入法律已是越发困难，更何况九月法令也为他们鼓动民众制造了严重障碍——比如，公开的政治性公共集会就是违法的。所以王朝左派于1847年夏天启动了著名的“宴会”（banquets）攻势。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只要没有党外人员参加，党派成员们在公共宴会上会面是合法的。巴罗在法国上下穿梭，在拥挤的宴会上吃喝；在这些宴会上，就餐者可以提议激进的祝酒词，要求改革。反对派的大多数代表都参加了，但也有显眼的例外：比方说梯也尔、迪福尔、托克维尔。尽管托克维尔没有赞赏梯也尔的克制，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相同的。宴会者是在讨好真实选民，抵制合法选民；他们的颤动具有颠覆性，如果失败只会越发遭致国王以及保守派多数的憎恶；如果它成功激发起民众，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不用惊讶，这也是基佐的看法。

1840年代的梯也尔（Luigi Calamatta绘）

到了12月，当政治世界重新聚集到巴黎时，宴会似乎失败了：它们一来一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一场宴会本要在议会召开以后在巴黎举办，但现在来看，这也很可能流产。唯一一场激起真正热情的宴会是七月份在马贡、拉马丁的选区为赞颂拉马丁而摆下的。它更多是为了感谢这位《吉伦特党人史》的作者，而不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拉马丁借此时机，无视突如其来的雷雨，做了极具煽动性的讲话。但就其他的来说，宴会主要作用只是突出了共和派和王朝左派的分歧。一如既往地，反对派的分化可悲地削减了自身能量。

注意力转移到了国民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人们普遍相信本届内阁比它在黑纸白字上表现得还要弱势：基佐本人也觉察出了这一点。他对于宴会以及反对派报纸的喧嚣感到警惕而愤怒；他也担忧“进步保守派”的兴起——他说道，若干年后来看，要是当年他们明白如何耐心等待，他们本会在下议院取得多数席位，“但缺乏耐心与远见，这两个困扰如此多政治家的致命疾病”压倒了他们。更严重的是，限制基佐施展的——尽管他现在是首相兼外交大臣（苏尔特已退休）不仅是他那种行事死板，又相信自己不可或缺的个性，而且还有国王那种旁人难以克服的顽固立场；基佐曾暗示改革最终也许是可能发生的，对此国王十分不满，威胁一旦议会通过了任何改革措施，他将首次动用自己的否决权。路易-菲利普在1830年曾是解救国家的关键，而现在已经成了法国最核心的问题。他勇敢、聪慧而和蔼，但他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华。他坚持在自由主义制度幕后统治法国，没有骗过任何人，也只投极少数人所好。随着他的衰老，他的弱点也越来越昭著，尤其是他那压迫性的唠叨，让他不可能倾听自己的大臣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如托克维尔在一次受邀为国王做私人讲解时发现的，“你给我讲讲美国吧”，国王说道。但托克维尔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国王自己会讲这个问题，而且确实讲了足足45分钟。这样的情形下，基佐决定跟随自己的反动本能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当年处于相似困境的查理十世，基佐决定召集自己的支待者，把火引到敌人身上。既然国王已经发暂给与他坚定的支持，基佐故意在会议开幕时的国王演说里增加了一句煽动性的话语，谴责反对派“敌意或盲目的激情”。诱饵已经放下，随后的几周里，愤怒在议会中爆发，而基佐则冷冷地（也并不明智地）拒绝做出哪怕一点点妥协，反对派议员们指责他比波利尼亚克还要糟糕。这派景象当然十分令人震惊，在托克维尔看来更是危险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手稿，约1840年

1月27日，他做了他最为著名、最为成功的演讲，尽管——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这篇演讲在形式上比不过他其他的演讲。这篇演讲的力量在于其修辞。托克维尔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参与反对派的大方针，不仅要指控整个政府或者次要大臣的腐败，而且首次要将矛头指向基佐本人，因为他的秘书之前因假公济私而被捕。托克维尔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沉浸在颇令自己得意的谴责之中：

我从来、从来未曾相信，听着外交事务大臣站在这个讲台上，用令人崇敬的考究言辞，解释政治的道德法则，听着他讲着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对祖国感到骄傲，即便我是反对派——无疑，我从不曾相信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

用这种演讲鼓动了议会令他感到愉快和满足。但他也有一些更新鲜的东西要说。他敦促道（他显然在对整个政权说），政府必须改变它的做法，或者就将倒台。

人们说现在没什么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他们说，既然社会表层没有明显的失序，所以革命离我们还很遥远。先生们，我认为你们这是在欺骗自己……请看工人阶级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承认，今天看来，他们还是和平的。的确，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饱受政治激情的折磨；但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从政治转向了社会吗？……你们难道没有听听他们之间每天在讲什么吗？你们难道没有听他们反复在说，那些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能力也不配统治吗？没听他们说当前社会的财物分配不公平？没听他们说所有权的基础是不公正的？

如果这种观点持续扩散，迟早会爆发一场威力巨大的革命。内阁必须改变方式。从古至今，倒台的政府都是因为它们而丧失掌握权力的资格。

先生们，请想想前朝的往事。前朝比你们更强大，有更高贵的起源；它比你们更能够依赖传统、古代的礼俗和古老的信念；它比你们强大，可照样跌入尘埃。它为什么灭亡了呢？你们认为这是偶然吗？你们认为这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或者是因为赤字、因为网球场誓言、因为拉法耶特或者米拉波？不，先生们；有一个更深层更真切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统冶阶级因其冷漠、自私和积弊，已经没有能力也不配统治了！（“听听吧！听听吧！”）

他以呼吁改革结尾，如果不是这个目的，那应该是为了更换政府的核心人员；否则前方将只有灭亡的深渊。

托克维尔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议会想要听的话，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迪福尔告诉他，如果他不拿革命吓唬人，演说本会更成功：因为没人相信会爆发革命。而托克维尔在18个月后自我剖析，发现自己也并不完全相信。谁会指望这样一场革命真要爆发呢？“驱使七月王朝走向毁灭的那些因素，相信我比其他任何人看得都要清楚。我没有想象那些可能使之发生的偶然事件。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得以避免灾难的日子正迅速耗尽。”

七月王朝的5法郎银币，上有路易-菲利普头像

确实如此。政府犯下了关键错误，即将反对派推到了极端；而反对派领袖的错误在于尝试在最后关头退让。巴黎宴会的结果如果不是那么严肃的话，他们在此事上痛苦的犹豫完全会是喜剧。虚荣、胆怯、野心和愚蠢（托克维尔后来说道，巴罗总是在他的错误和美德中掺入某种愚蠢）驱使他们走入他们大多数人不想要的灾难之路。王朝反对派难以判断它更害怕的是政府还是巴黎民众；大多数共和派不敢挑动一场野蛮镇压。政府正式禁止宴会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暗中松了口气。巴罗提议在议会推动一项投票弹劾基佐，以此挽回面子。这最后的姿态也徒劳无功：基佐轻蔑处之。但与此同时，事态的转折让托克维尔更加担忧：巴黎人民走上了街头，有很多人是想要干一番事情的。

宴会是2月22日向大众通告的，但并非每个人都获悉它被取消的新闻。这天黎明时分下着细雨，后来变成倾盆大雨。但这没有阻碍人群上街：正如乔治·迪沃（Georges Duveau）指出的，法国历史上的大日子里，大雨是常见的天气。首先是左岸的学生，然后近郊的工人，从早上起陆续聚集在协和广场和玛德莱纳广场。广场上并没有大的危机气氛，人们反而情绪很好——部队的分遣队前来占据好让他们控制局面的位置，这甚至还得到了些喝彩——但有一些街头少年焚烧香谢丽舍的椅子和摊位取乐。议会推迟了巴罗这项动议的讨论，转而考虑波尔多一家银行的特许状问题。托克维尔当时在场，他观察到就这个主题，只有两位讲话人算得上心无旁赘、按部就班：其他人都在关心街头正发生的事。不过他本人还没有那么警觉：两天前迪沙特尔曾向他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他现在又做了这样的保证；但托克维尔注意到迪沙特尔习惯性的抽摇（脖子和肩膀的扭动）比以往更为严重了：“［那天］最让我陷入深思的便是这小小的观察。”

托克维尔的担忧不无道理。之后这48小时里，政府做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释的误判，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致命，导致王朝突然间垮台。2月23日这个周三的早晨，人群比以往更大、更具威胁性。托克维尔下到议会，发现他的同僚们又展露出那种焦虑、分神的心态；最后，他们不禁要求内阁对形势做个声明。当时正是3点钟；突然，从杜伊勒里宫赶来的基佐，迈着他一向沉稳的脚步，走入议会，登上讲台，把头扬得尽可能高——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察到自己感到有多么地羞辱——宣布他和他的同僚已经被解散。

1848年2月23日，士兵们在卡皮西纳大街向群众开枪

路易-菲利普心神不定。他选择了依靠国民卫队，而没有采用常规手段来恢复和维持巴黎的秩序，但随后他突然发现了他如果有合格的军官，便早该会知道的事情——卫队是靠不住的：卫队，或者说卫队里的大多数人同样厌恶基佐，希望改革。王后还有他的儿子们都要求基佐走人，而在那软弱的一刻——他差不多马上就反悔了——他默许了，派人召莫莱来觐见。莫莱无疑不是应时之选，所以路易-菲利普尝试组建内阁但失败了，损失了宝贵的时间。简而言之，在这个严重危机的时刻，国王吊销了法国的政府。危机于是立即恶化。

托克维尔坐在议会当中，带着讽刺地观察自己的同僚对此晴天霹雳作何反应。在他看来，居于多数的保守派只因为丧失了地位和利益而感到懊丧；大多数反对派欢呼雀跃，想的主要是如何趁机分一杯羹；而反对派的领袖突然变得慎重起来，想到他们也许很快就需要这些方才被驱逐的人的支持。迪福尔对托克维尔的行为变得诡诈起来，因为他为了得到一个部门而准备与托克维尔决裂——这非但没有让托克维尔生气，反而让他觉得很有趣，因为迪福尔的算计实在太无遮拦了。他也一定认为迪福尔的算计是无用功，因为那个晚上在与博蒙会面时，他说道既然国民卫队可以推翻一届政府，所有权威都会栽倒在地。博蒙对此并不在意。“你总是抱有悲观的看法”，他说道，“首先让我们享受胜利，然后再担忧后果吧。”在朗瑞奈晚餐时，托克维尔觉察出几乎相同的心态：仍然没有人认识到这场革命。他早早回到家中，然后径直上床睡觉。尽管他的住处离外交事务部很近，但“我没有听到那塑造了如此多命运的枪响……我就这般睡去，不知自己看见的是七月王朝的最后一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一些示威者试图强行闯入外交事务部。他们被卫兵阻拦。有一声枪响，也许是人群中的某人开了火（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意外肯定是没法避免的）。卫兵也开枪示警，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大约50名示威者被杀。话语传遍了整个巴黎城；不久，公民们便决定，路易-菲利普一定要下台；他们决心接管这一切。

《1848革命中由军队守卫的大主教桥》

2月24日早晨，托克维尔的厨师面带泪痕地告诉他，政府屠杀贫穷百姓。这话托克维尔难以相信，他出门收集新闻，询问他的朋友们。他没有找到雷穆沙和博蒙，因为他们两人都被召集到杜伊勒里宫，在莫莱失败之后，国王正绝望地尝试拼凑起一个内阁。迪福尔也消失了。托克维尔与科尔塞勒沿街走着，看见一路上到处都是革命活动：四周都竖起了街垒。他注意到今天与七月革命的日子有巨大的反差。那时，巴黎沸腾着，以至于让他觉得仿佛是一口大型蒸汽锅炉。现在的起义者只是有条不紊地筑着工事。“这次他们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而是要让它垮台。”他动身前往波旁宫，一路上看到了更多证据，表明从看出国民卫队靠不住那一刻起，当局中每个人都因此略感不知所措。一开始，看到贝多（Bedeau）将军统率的正规部队占领了协和广场，他感到松了口气，因为1846年阿尔及利亚之行他与贝多将军相识；他以为他们要去保护杜伊勒里宫和下议院。但贝多接到指令不得交战，而且又没有理由和动力抗命，因此只能对着起义者做些没有什么效果的演讲。托克维尔得去警告他停止演说，回到马上，否则可能遭受暴民的私刑。几分钟后，人群残杀了一队宪兵。托克维尔穿过人群时受到盘问：他要到哪里去？“我回答道，去议会，并为了表明我属于反对派，补充了一句‘改革万岁！你们知道基佐内阁已经被赶走了吗？’”“是的，先生，我知道，”盘问他的人揶揄地说道，又比划着指向杜伊勒里宫，“但我们想要的还不止这些。”

托克维尔走到议会时发现一切都乱了套：主席保罗·索泽（Paul Sauzet）拒绝召开会议。托克维尔走去与他理论，但发现他是这样一幅状况——来回踱步，坐立不安，坐下时一只脚伸到椅子底下，“这是他非常紧张时的习惯”。看来他若是真的开始会议，更有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有这样一位诚实的人，在这样一个日子负责议会事务实在是奥尔良家族的不幸。换做大胆的流氓，情况本会好些。”托克维尔担忧议会亳无防备之力，于是前往内务部看是否可以做些安排；路上他见到奥迪隆·巴罗和古斯塔夫·德·博蒙被一大群人包围地走了过来。他们的帽子紧紧地往下扣在他们的脑袋上，外套上满是尘土，面容也十分憔悴。这是他们的胜利时刻——他们被任命为大臣——但他们看上去更像是要走上绞刑架。博蒙向托克维尔耳语道，他方才见证了路易-菲利普退位。

《1848年2月24日革命党人冲入波旁宫》，Jules David，1848

这个早上对于博蒙来说是极为难受的。他9点到杜伊勒里宫，得知组建了由梯也尔和巴罗领导的新内阁，他也是其中一员。比若元帅将统帅巴黎所有的军事力量，而这两项决定都将发布在《簸言报》报上。但见报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巴罗和博蒙被派到街上散布这个好消息。他们一直走到了圣丹尼门才折返，一开始一切都似乎十分顺利，人们用热情的欢呼迎接他们：“改革万岁！”“巴罗万岁！”人们有礼貌地帮助他们穿过路障，巴罗抓到机会便高谈阔论。博蒙注意到街垒建得非常牢固。但是任命比若的消息改变了整个气氛：巴黎人民深切厌恶这个参与1834年特兰斯诺南街屠杀的将军。巴罗和博蒙开始听到人们喊：“路易-菲利普下台！路易-菲利普该死！波旁上位！”还有：“巴罗先生，您确定没有上当吗？”

待博蒙11点15分回到杜伊勒里宫时，他发现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了。梯也尔想辞去内阁总理，支持巴罗担任，但此时似乎仍然没有紧迫感的路易-菲利普却威胁重新召回基佐，这让博蒙屏住了呼吸。随后国王出去检阅军队，得到的是一些国民卫队士兵的嘘声。这似乎让他明白了真相，使他丧失了信心。对于常规部队和忠诚的卫士，他看也没看一眼就回到宫内，很快博蒙慌张地听到人们讨论退位的事。不过，迫切想要吃午饭的欲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而当他吃完起身的时候国王已然做出了这一致命的决定；他赶回去的时候只看到国王在纷乱的人流之中起草退位诏书。一位焦急的仆人匆忙地闯入房间，不耐烦地问道文书有没有准备好：国王耐心地回答说，“你看，我没法写更快了。”远远地传来了枪响。签了诏书，路易-菲利普把它交给瑞拉尔元帅宣读；博蒙与他一起前往皇家宫殿（Palais-Royal），那里另一个宪兵驻地正在遭受猛烈袭击。想要停止冲突的拉莫里西埃（Lamoricière）被刺刀刺伤两处；博蒙也受到攻击。他与内弟奥斯卡·德·拉法耶特一同回到杜伊勒里宫，却发现这座宏伟的宫殿完全被抛弃了——没有国王，没有廷臣，没有政客，没有仆人，没有士兵。他认为这次遍布巴黎的战斗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明智，但他也无能为力，所以便也打算离开这里。正要穿过花园时，奥迪隆·巴罗（他在之前几个小时里小心地摆脱了人们的视野）再次现身，身边是一群欢呼雀跃的支持者。博蒙与他同行，一起到了格勒内勒街上的内务部，宣告成立摄政政府。托克维尔正巧在波旁宫外遇见了他们。当时大约是3点15分。他以为他们是要去做些保护议会安全的事。“管它什么议会！”博蒙简短地说道。在博蒙看来，七月王朝已经停止存在了，而托克维尔则认为，作为最后唯一存在的政治制度，它应该得到强烈的支持，这样才能唤起民众的法治理念。虽然如此，他还是与两位朋友去了内务部，但那里一片嘈杂和混乱，感到绝望的托克维尔回到议会。一进门就被告知索泽终究开启了议会，奥尔良公爵夫人方才带她年幼的儿子巴黎伯爵到场，做挽救七月王朝的最后尝试，想要让议会承认她的儿子为国王，她本人为摄政。听到这个消息，托克维尔一迈四级地跑上楼，冲进了议会。”

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接下来的场景，是他《回忆录》里最令人记忆深刻的几页，这里我不再复述。这里需要说的是，托克维尔在凝视了整个场景片刻之后，走入了他平常的席位（中左位置的上方席位），“因为，在危机时刻出现在自己所属的群体，而且出现在大家习惯看到自己的位置是我一贯的原则。”托克维尔入席坐定，观看王朝的死亡和共和国的重生。他担忧的事发生了——人们压根没有想到去保护议会；一开始，只进来一小股人，然后变成蜂拥而入；公爵夫人和她的随从不得不将他们的位置，从讲台下方移到半圆形后部的长凳，否则他们就会被人群冲倒（托克维尔帮他们转移到了新位置）。议会的那几位大演说家，除了拉马丁还坐在自己习惯的位置上（也就是在侧翼等待），没有一位在场。托克维尔走去向他提议，只有他可以获取众人的注意、恢复会场秩序；但让他吃惊的是，拉马丁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淡淡地回答道：“只要那个女人和孩子在，我是不会发言的。”由于晚到会场，托克维尔并不知道，就在一会儿以前，拉马丁曾在席上要求，由于公爵夫人在场违反宪法，应当延迟会议；他已打定了主意，王朝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拯救（这个结论是难以否定的）。托克维尔看了看拉马丁高瘦的身材和恍惚的神情，回到自己的席位上。不一会儿，奥迪隆·巴罗放弃了他在内务部的无用功，来到议会做了同样无济于事的代表公爵夫人（她当时不见了）的演说。之后，拉马丁登上讲台，实际上是宣告了共和国成立。不久，他开始朗读各种记者和政治家的名字，他们将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是激进报纸《国民报》早先捏造的一份名单）；现在，人群已是极其庞大，极其喧嚣不安；最终，他取得了民众的同意，并带领众人去市政厅如法炮制。托克维尔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点子。片刻过后，议会就空无一人，托克维尔决定回家。离开时他见到了比若元帅和乌迪诺将军率领的一大队国民卫队分遣队前来救援——但他们迟到了半个小时。七月王朝议会已经永久性地消失了。

托克维尔的冷眼旁观让他自己也大为吃惊。他想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参与。他们都读了《吉伦特党人史》或是大仲马写的关于大革命的历史小说《红屋骑士》（Le Chevalier de Maison Rouge），也会唱起吉伦特派的旋律；他们知道要摆出什么样的态度。不过这其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托克维尔受到的震动，似乎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大，但当然没有我们推想的那么严重。他讲道，他回到玛德莱纳街，只言片语告诉玛丽发生了什么事（真的是只言片语可以讲完的吗？），然后可怜地瘫倒在座椅上。托克维尔邀请了让-雅克·安培共进晚餐，后者的造访打断了托克维尔的休憩，他完全忘了晚餐这回事。安培满怀热清地看待王朝垮台；托克维尔突然向安培倾泻了他一直抑制着的愤怒与焦虑：

我用粗暴的话语跟他交谈，这回想起来常让我感到羞愧；只有像他那种真挚的友谊才会原谅我的失控。除了别的内容，我记得这样跟他说：“你根本不懂发生了什么；你的想法就和巴黎流浪汉或者单纯的诗人一样。你说这是自由的胜利；而其实这是自由最后的失败。我告诉你，你如此天真地仰慕的法国人民，刚才决定性地表明了他们没有本事，而且也不值得在自由中生活。你说说看，他们从以往经验里学到了什么？他们有获得新的德性吗？他们有抛弃过去的恶习吗？我告诉你，完全没有，他们永远就是那副德性：都是那么没有耐心、草率、厌恶法律、容易学习坏的榜样、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不顾后果。时间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除了现在他们对待严肃的问题也像以前对待小事那样轻浮了。”

安培按捺不住也吼了回去；最后他们争吵的结论是让未来做决定——“那个正确、睿智的法官，不过，唉，总是迟来一步！”——安培也原谅了托克维尔。这件事难以不让我们怀疑，安培是为那位诗人拉马丁背了黑锅。托克维尔认为拉马丁仅仅为了自娱而将法国搅得天翻地覆。

1848年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群影

不过，这件事所告诉我们的还不止托克维尔的情绪状况。他爆发时所抨击的“人民”指的不过是巴黎人，尤其是巴黎的底层民众。现在，他对于这群人形成了一种毫无同情的仇恨，这将决定他那年后来的行为。这仇恨渊源很深。他听着有关革命群众的恐怖传说长大（巴黎公社就是其体现）。他见证了1830年7月的那些日子，以及若干标志着七月王朝诞生的骚乱和起义。作为一名监狱改革家，相比于理解犯罪的原因，他更关注的是找到什么样的方法将犯人变成值得尊重、彬彬有礼的公民。他公然蔑视物质上的担忧，但这没有什么助益，不久他就找到了1848不如1789年的地方：“当时是一场心灵与心智的革命，今天这是一场胃的革命。”（这个对于1789年的评论在历史上看并不准确，托克维尔在平静时也明白这一点，应该是他自己的肠胃问题告诉他要认真看待胃的问题。）婚后他搬迁到乡村，不仅在当年很大部分时间里将让他与自己出生的城市隔绝，而且还让他感染了农村对于巴黎的偏见。

单凭二月的事件很难让他生出这样的仇恨。托克维尔从不尊敬被推翻的政权，也不认为人民是其垮台的原因：它是自毁长城而亡。本次革命相对而言可以说是兵不血刃，一部分原因在于路易-菲利普大度地拒绝了用武力挽救自己的王座：他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见到过太多的革命，没有民众的同意他宁可不统治。彼得·阿曼（Peter Amann）曾机敏地评价道：“革命后的破坏狂热在巴黎街头不敢公开上演，但对于私人财产和人身是容易出现的。”

但托克维尔无法感到慰藉。尽管躯体上他很勇敢，在心灵上他受到了二月革命的惊吓，理由我们已经讲过。与路易-菲利普一样，他回顾了法国的革命历史，但抱着的是一种十分不同的心态。他认为，有必要教训教训轻浮的巴黎人。那样的话，街上就应该打起仗来。

他的这个立场从未动摇。这完全算不上他政治生涯最好的阶段。要说不久之后半个法国都赞同他的观点，这只是让问题变得更糟糕。█

本文选自《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第十七章，休·布罗根著，盛仁杰、董子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编辑丨王东宇

 校对丨陈　哲

审核 丨赵逸洲、李昊玮